农耕文化码头文化是成渝两地最鲜明的文化区隔,一个精细有余,一个粗放过度,产生的“负面清单”会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农耕文化带来的宽之富庶和窄之保守,码头文化创造的流通业的发达之宽和粗放式的思维之窄,左右着行为方式。
“天府之国”农耕文明之美
重庆朝天门码头
■ 三 水
对成渝两地来说,码头文化的粗放、开放,农耕文化的精细、内卷化,形成两种不同文化版本,走出两种迥异的宽窄之路。事实上,两种文化的冲突和互补才是一种正确的现代发展方向。
从文化角度论宽窄:话说成都农耕文化与重庆码头文化
历史、文化是会传承和沉淀的,人的行为也会受到地域影响。农耕文化码头文化是成渝两地最鲜明的文化区隔,一个精细有余,一个粗放过度,产生的“负面清单”会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农耕文化带来的宽之富庶和窄之保守,码头文化创造的流通业的发达之宽和粗放式的思维之窄,左右着行为方式。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克尔在其《英国文明史》中提到,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方,生产的粮食必然丰富,粮食丰富了,就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体力劳动中脱离出来从事智力活动。所以,在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方,它的文明也就越发达。成都平原,由于土地富饶,水系发达,自古就丰衣足食。利用岷江造就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成全天府之国的富庶,达到农耕文明的顶峰:多元交汇,精耕细作。在农业时代取得绝对领先地位,产生农耕文化的先进文明。
因为富庶,人们有时间有能力去发展“精神层面的事情”,比如蜀绣、交子,以及“文人辈出”,所以四川孕育出了足以影响中国发展走向的文化。西汉时期,成都的织锦业已十分发达,设有“锦官”,故有“锦官城”即“锦城”之称;其他手工业如巢丝、织绸、煮盐、冶铁、兵器、金银器、漆器等手工业也很发达。秦汉时期成都的商业发达,秦时成都即已成为全国大都市,西汉时成都人口达到7.6万户,近40万人,成为全国六大都市(长安、洛阳、邯郸、临洮、宛、成都)之一。
重庆因地理条件于成都平原相比,显然逊色多了,山高水险,农作物生产自然少得多。因此,居住在重庆地区的重庆祖先,不得不使出全部的力量,为生存下去抗争。所以重庆发展光大出来的是“川江号子”、“码头文化”。依托长江嘉陵江水码头,产生与成都不同的码头文化。码头文化有两个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是海纳百川、包容开放,另一个则是大水漫灌、粗放散养。
海纳百川、包容开放,更多地体现为积极的层面。因为得水利“宽”之便人来客往,各种信息、资源相互融汇,往往让它有了吸收外来优势资源、优秀文化的先天条件,学习、吸纳也就成了码头城市惯有的风气。许多好的东西,能够很便利、很及时地为我所用。
大水漫灌,粗放散养,更多是行为层面。有人说,与重庆的码头文化相对应的是成都的盆地意识。重庆是一个大码头,码头上人来人往,船把人和货物运来,又把人和货物运走,码头上确实热闹,但存不住东西,更存不住文化。文化需要积淀,只有盆地才容易把文化积淀下来。
近现代以来,重庆利用长江之水的便利,改变由农业到工商业的转型,成就了商埠的繁荣,码头文化的兴起:义字为先,繁荣经济——重庆由窄变宽,成都却由宽到窄。
农耕“宽”优势:认识都江堰不应局限在水利工程本身的历史
蜀地,今天的四川盆地,两千年前就是天然粮仓。秦国拥有巴蜀之后,军粮储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史记》中记载:几十年后司马错攻打楚国,秦军顺长江而下,一万艘船运载了600 万斛的大米。
然而,2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并不能稳定地为秦军提供粮草。岷江经常泛滥,旱灾也时有发生。在司马错之后,李冰来到巴蜀,出任最高行政长官。
李冰将岷江一分为二为外江内江,洪水季节,江水漫过水坝,从远处干涸的河道泻洪;干旱季节,岷江水被李冰的水坝送进宝瓶口这个狭窄的通道,灌溉成都平原的万亩良田。这就是古代水利史上最了不起的工程——都江堰。
修成以后,使成都“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从此,“天府之国”专属成都平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2008年评选的十大“新天府”中成都平原也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资源,获得“新天府”魁首地位。国家地理杂志有这样的评价:为什么成都平原很天府?原因有三:既有中原文化为了完善四川“天府”形象而施加的影响,也有蜀中人对于“天府”称号的敏感捍卫,还有盆地内风俗的超强稳定性。
《都江堰史》的作者、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主任谭徐明教授,她从都江堰的历史角度,对都江堰的科学价值提出了独到见解和精辟观点:都江堰,它是那样和谐地与岷江融为一体,那样执著地将岷江水送往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认识都江堰不应局限在水利工程本身的历史,而应该将它与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与它所惠泽的成都平原的历史联系起来;不应只以为都江堰竹笼、杩槎之类传统工程已经“俱往矣”,我们从中不仅可以领略传统水利的科学内涵,以及由它所创造出的水利工程美学的意境,更重要的是这些传统技术可能是未来水利工程技术发展、创新的源泉。
农耕“窄”局限:成都农业内卷化、超稳定结构闭环
成都在农耕时代一直处在城市经济前列的城市,在唐宋时期曾有“扬一益二”之说。为何到到了近现代就落后了呢?答案就在农耕文化里。农耕时代,从事农业劳作,聚族而居,形成了一种以土地和家族血缘为向心的凝聚力,家族观念极强,“船载千斤,掌舵一人”。这种农耕文化独特的家族民俗,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人格,甚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农耕民族由于小生产者势单力薄,他们有一种自然的依赖性,由于小生产者的自给自足,彼此隔离,同外界缺乏沟通,一般是“各扯各的帆,各行各的船”,趋于保守,盆地内风俗的超强稳定性,在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下,人们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培养出了人们普遍的安分守己,性格懦弱,大多数情况下是消极地忍耐。
成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仅有几间简陋工厂,是典型消费型城市。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十大城市分别是: 1.上海;2.天津;3.汉口;4.南京;5.北平;6.重庆;7.沈阳;8.广州;9.青岛;10.西安。其中,没有成都。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大搞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十大城市的排列顺序又发生了变化: 1.上海;2.北京;3.天津;4.广州;5.武汉;6.沈阳;7.重庆;8.南京;9.西安;10.成都。广州大踏步超前发展,哈尔滨被排除出十大,成都进了十大。
成都茶馆众多,休闲闲散者多,休闲慢生活成为一种奇特现象。休闲原本是件好事情,但过度休闲必然导致懒散,无所事事。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风气,影响经济发展,思想趋向保守。举个例子来说明:1924年时,杨森被北洋政府委任为四川督理(变相的督军),开始推行新政,其中一条便是修建马路。杨森决定把东大街拓宽成马路,下令把旧衙门全部拆除,所有商店住户锯去屋檐,缩进门面。成都市民不肯接受新事物,力推成都极有名望的“五老七贤”徐子休、方鹤斋、曾鉴、尹仲锡、刘豫波等人为民意代表,到督理署向杨森陈述利弊。杨森不为所动,对这些守旧思想当即毫不客气进行了斥责,弄得这几位自恃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灰头土脸,再也不敢出头露面。
民国时期,成都发展极其缓慢,重庆则突飞猛进地超越省府成都。
码头“宽”路:开放口岸,开辟商埠,推动经济繁荣
近代工商口岸开放之后,重庆因长江嘉陵江,码头文化袍哥文化发达,相对于成都农耕文化,率性开放程度更高,因而在风土人情世故层面更直截了当,大开大合,不拉稀摆带。客观来讲,通商开辟商埠之前依旧是农耕文化,与成都一样,安分守己。根据史料记载,1890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开为商埠。次年3月1日,被称为“长江上游第一关”的重庆海关成立,这意味着重庆正式开埠。商埠开放,让重庆脱胎换骨发展。
1937至1946年间,美、苏、英、法、澳等30多个国家先后在重庆开设大使馆,其中意大利、比利时大使馆均落户龙门浩。其时,龙门浩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洋人街”。步入国际化节奏。码头与人类商业活动有极大关系,码头分为旱码头、水码头,当然如今还包括空港。码头繁华与萧条直接反映在来往旅客运载量及货物吞吐能力,码头也是商埠兴盛的晴雨表。
自1891年,重庆辟为商埠,重庆开启漫漫的现代化之路。朝天门码头地处长江嘉陵江两江汇合处,地理位置很重要,是四川通往长江中下游的黄金水道。重庆的繁荣与朝天门码头兴盛有极大关系。朝天门是重庆最大的水码头,江面桅杆林立,舟楫穿梭,码头密布,人行如蚁。沿两边江岸有不少街巷,虽以棚户、吊脚楼居多,也是热闹成市,商铺林立,街巷棋布,交通四达。
从朝天门码头出发一路奔向东方,奔向蓝色海洋,有着无尽的想象空间。李白当年仗剑去国,望着滔滔东去江水,站在船头吟诵:“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何等潇洒。在通往西北的陆路旱码头,诗人王维送别好友:“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两种表达,不同境界,不同人生。
码头通往之处,不论向西向东,都“寻找”着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商贸、不同民族交往,码头从连接天边的政治经济军事走廊的起始点,走向炫目的世界的集散地。然而,如今很多码头已经成为历史或被其他形式所替代,但朝天门码头繁华依旧。
码头文化,创造了重庆的最具特色的市井生活,当年,抬轿人、搬运工等人,通过老城门,拾级而上,走往道门口等地。路上,有不停的吆喝声,生意人挑着挑子,卖米糖开水,卖火锅,很是闹热。重庆码头文化最为精彩莫过于火锅的起源。据说,当年自贡井盐每天运往重庆,运输队伍总是给船工带来牛下水。那是每天在自贡取卤的牛不低于2万头,牛自然淘汰,上等牛肉被有钱人买走,剩下的牛下水就被运往重庆。成都的夫妻肺片原称之为夫妻废片,也是牛下水等边角余料。船工喜欢吃连锅子,一日新来徒弟忘记炖毛肚,在师傅的吆喝中赶紧下锅,不到数分钟便端上桌,师傅奇怪这毛肚怎么与平日不一样,脆香可口,于是重庆毛肚火锅就在偶然中诞生了。
码头“窄” 巷:杂乱无章成为旧城记忆之痛
话说回来,重庆城虽然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但真正成为一个“市”,只有几百年的时间。而重庆能够真正成为“市”,也全靠码头。如果没有这些码头,也就没有今日的重庆。码头的兴起,推动了贸易的繁荣,贸易的繁荣,又促使码头文化兴盛。
重庆生于两江,始于朝天门。这是座山城,上下高度落差大,由此人们把重庆城分为上下半城。此地因码头而兴,也因码头而带来城市诟病。解放前夕,朝天门水码头一带,云集上万幢吊脚楼,下苦力绝大多数拥挤在这些地方。拥挤嘈杂脏乱的贫民窟,成为城市的毒瘤。1949年临近解放时,朝天门码头发生9.2大火灾,是一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1949年9月2日,下午3时40分左右,下半城赣江街17号协合油腊铺不慎失火。火势迅猛蔓延,东水门至朝天门,陕西街至千厮门一带燃成火海,大火至次日晨方熄火。据市警察局调查,共烧毁大小街巷39条,学校7所、机关10处、银行钱庄33家、仓库22所、拆卸房屋236户。受灾9601户,41425人,有户口可查的死者2568人,掩埋尸体2874具,伤4000余人。当时,重庆的重要物资如粮食、猪鬃、桐油、棉花、棉沙、布疋、食盐等等部损失殆尽。这是“世界第三大火灾”,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特大火灾。这段惨痛历史至今令老重庆人记忆犹新。
重庆因朝天门码头而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城市,以此为核心构筑一个超级城市群,因朝天门码头衍生出来的码头文化市井文化颇具巴渝地方特色。
近现代工业文明:成渝由窄到宽,共生共荣
抗战时期成渝两地成为抗战大后方,不但是文化艺术界的大本营,也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大本营。四川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很自然地被视作为安全的抗战大后方。重庆因是战时的陪都,紧邻长江,水路运输方便,沿海大多数工业企业把内迁地选在了重庆。抗战初期,一次颇为壮观的工业西迁运动随之展开。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内迁的工厂达1500余家,工人10万多人。
成都没有重庆那么多的内迁厂矿,仅有本地四川机器总局即四川第一个近代兵工厂和机械制造厂作为抗战工业基础。
上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在四川进行了大规模以国防工业为主体的战略大后方建设,建立起雄厚的军工生产基础和尖端国防科研试验基地。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四川重点建设成都,其技术力量(包括骨干技术工人)和工业管理人才几乎全部来自重庆,让成渝之间走得更近。重庆隶属四川管辖,资源配置,人才配置不分彼此,成渝四川两个特大城市工业互补,比翼齐飞。
改革开放之后的西部大开发,为成渝两地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如今成渝经济走廊已经形成,成渝城市群正在引领西部经济快速发展。两座新一线城市携手并进,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第四极。
